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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-arts.gif (1232 bytes)〈社會篇〉

自我消解與自我完成

——「核四公投千里苦行」的文化意義

釋昭慧

  從今年九月二十一日起,核四公投促進會將於每週六、日,共計一年五十週,徒步完成第三次苦行,宣揚「核四公投」的理念。這回的行動,由於時間拉得很長,可以預見的是:它所面對的人性挑戰,必將更形艱鉅。

  許多人不免要困惑:「一鼓作氣,再而衰,三而竭」,這是戰場上的用兵訣竅,又何嘗不是群眾運動的動員要領?像本次苦行這種方式,顯然極其欠缺「一鼓作氣」的效果,假使到後來只剩下少數人「踽踽獨行」,將讓政客在核電政策方面,更加有恃無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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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1.9.21 中午,苦行隊伍步出新公園
(左起:鄭先祐教授、昭慧法師、高成炎教授、張國龍教授、李敏勇先生、林義雄律師)

  再者,「擁核」陣營擁有龐大的公關費與宣傳費,這些龐大經費,無論是用來遊說民代的支持,還是用來對廣大人民進行「洗腦」工程,都已達到了驚人的效果。因此,就算是爭取到了「核四公投」的目的,屆時人民公投出來的結果,還未必就能符合反核者的期待呢!問題是:除了反核人士,又有誰關心「核四公投」政策?「核四公投」的訴求就算是成功了,如果反而讓「核四建廠」具足了民意的正當性,本次運動豈不是反核人士在「自我消解」嗎?那麼,一次又一次的環島苦行,豈不宛若一群現代版的薛西佛斯,一次次將巨石推上坡頂,卻又一次次眼睜睜看著它滑落山下?

  然而,我們不妨從另一個角度,對「核四公投」運動作一深層的文化探索。

  台灣歷經政治解嚴、解散萬年國會、省市首長直選與總統直選,表象上看來,民主制度業已全面建構,民主化的過程似乎已告一段落,但若探其內裡,我們就不敢那麼樂觀了。

  不同陣營的人,各擁心目中的政治明星,選舉時刻,變成是操兵「造神」的好時機。人民沒有真正意會要如何「當家做主」,而只是意圖透過選舉,來選出代為決定國家前途與人民命運的「救世主」。對政治人物太過一廂情願地信賴包容,其結果就是:代議政治欠缺了影響決策或監督施政品質的強大非政府組織,縱任利益團體包圍官僚與民代,在此情況之下,制定出來的政策,考量的往往是少數人的利益,而非廣大民眾的權益。

  除了上述代議政治在普世民主政體之中會出現的弊端之外,台灣還有其延續自中國文化而薰陶出來的民族性格,那就是:「重視人際關係的和諧,大過於重視真理」的處世哲學。這種處世哲學,使得人們往往先決定立場,再為其立場尋求「合理化」的空間。有了這層心理自衛機轉,人們不但可以維持在陣營內部人際關係的穩定性,而且還心安理得地認定:自己其實是站在真理這一邊的。舉例而言,選舉制度原是讓政黨與候選人推出各自的政見,用以爭取民眾的認同。但是台灣的選舉制度已實施有年,至今仍無法擺脫依人際脈絡以「綁樁」的型態。顯然台灣的代議政治所面對的,已不祇是少數利益團體結合政客大剌剌進行「蠶食鯨吞」的金權政治,更是頑強且無孔不入的文化力量。

  這種心態一日不改,民主化的過程就一日不得結束。原因無他,不但政客忙著「選邊站」以黨同伐異,人民也樂意受縛於人際網絡,以維持社交關係的和諧。再加上崇拜「救世主」的心態,使得人民常一廂情願地將自己的命運托付給政治之神。於是,民主化之前的台灣,是由少數權貴在玩利益分贓的遊戲,民主化後的台灣,也只不過是換了更多被人民揀選出來的人來加入利益分贓的行列。「核四建廠」只是這種文化呈現出來的冰山一角。

  冀望一次革命就把這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全盤剷絕,這無異是「七年之病,求三年之艾」。文化之病,從來就不是透過「一鼓作氣」,靠一場「大躍進」或「文革」式的運動,就能從根鏟除的。

  只有當人民思考的不再是「如何拱出救世主」,而是「如何決定自己的命運」,不再是人際關係的和諧,而是公共政策的品質,這時,民主政治才有可能避開「自我消解」的陷阱,而臻於「自我完成」的意境。

  由此以觀「核四公投千里苦行」,就能覺察它深遠的意義:這不祇是一次公共政策的拉鋸戰,而且是一場漫長而艱苦的「文化改造運動」。當代的薛西佛斯,縱使看似在自我消解,但終究是在理想的堅持之中達成了自我完成的願景!

九一、九、二十 于尊悔樓

——刊於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一日《台灣日報》「民意最前線」